不知是否因為年紀愈來愈大；認識的人也愈來愈多，於是開始慢慢接二連三的在媒體見到一些久違了朋友的名字或真身。先是在報張上見到某位以前認識的朋友原來當了阿麥書房的老闆（雖然到現在還未能在他書店找到他），最近又在一部電影(《好郁》)中看到另一位已十多沒有聯絡的朋友當了女主角。
       這是部05年由香港藝術發展資助的本土獨立電影。導演游靜(也是影評、學者及大學教授)以女性視角出發，把「說話」的主導權交回女性手中。由於電影中有一個重要元素是表現城市的急速的變化(即游靜稱為的好「郁」)，需要找一位樣貌、型格中性（或是重所謂的「男性氣」的）及動作緩慢的女性當女主角，正好找到我這位現實生活中當平面設計師朋友。游靜真懂選角。事實上換轉是我開拍這部電影，找主角的話，我這位朋友也是我暫時認識的人當中不二之選。譬如她個子瘦小；單看樣子已很像男孩，加上聲音又不女性化，打扮亦中性（「男仔」頭、不穿戴裙及飾物），喜歡與一眾男生走在一起，驟頭看，很容易以為她也是位男生，平時表情不多。用來作為城市中反面而中性「靜」的象徵，可謂「極品」。嘗過拍錄像創作的人也知道，要找合適的人當某些角色並不容易。

 

我想，每個物種(包括人類)也總會渴望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不被打擾。但現實似乎卻相去甚遠。

以動物為例，它們的生存空間多年來已不斷地被人類所佔據或破壞而變得越來越少。就以狗來說，公屋、私人樓宇、甚至部分村屋已先後限制或拒絶狗隻居住。今天我在元朗附近的一個小型公園更看到一個寫著「不淮攜帶狗隻進入公園範圍內」的指示牌。心想它們的空間可能要比住在板間房的自稱窮人的還小，至少他們不會進公園及公屋後被趕出來。那究竟是誰決定狗的私人空間呢？如果是人的話，那為什麼是由我們決定而不是由它們自己決定自己的生存空間？因為牠們沒反抗能力、沒組織工會、沒選舉權利，人類便可恣意侵害它們的空間，侵害它們的空間權利？

以我為例，日常工作及生活帶來的壓力經常使我喘不過氣，極需要一些寧靜空間「充電」、減壓。以前我其中一個寧靜空間是在巴士的上層車箱內，我大可靜下來做些自己喜歡的事：看書或望窗外的景色思考或閉目小睡片刻等等。但不久在沒有詢問我意見的情況下，嘈吵刺耳的「路訊通」突然出現在車箱，打斷了我的減壓大計，縮窄了我僅餘的私人空間。為了抗議，我轉搭西鐵。满以為這個唯一的「第二個選擇」會延續以前的美好時光。但好景不常，突然西鐵又跟隨九巴的「懷榜樣」在絶大多數車卡上安裝新聞資訊服務，一節「靜音車卡」也無補於事。我又想，如果我一定要由元朗坐公車到銅鑼灣，似乎就不可能不在被强迫聽「資訊」的情況下進行，我似乎除了「行走上銅鑼灣」之外已没有其他選擇了。我們真的沒有選擇嗎？為何會這樣呢？是因為大部分巴土乘客也很喜歡坐車時聴「路訊通」？還是香港人已習慣了忍受或接受命運，所以沒有人介意再習慣一次？還有，為什麼是由別人或一間公司去決定我們的空間呢而政府不介入幫點忙？因為「積極不干預」比市民受苦還重要？政府不是人民的公僕嗎？為什麼我不能有第二間行走元朗至銅鑼灣而没有安裝所謂資訊服務的巴士公司或第二間行走元朗至南昌，甚至九龍的鐵路給我選擇呢？據知巴士公司一直有收到乘客對資訊系統的投訴，但為何多年的投訴也不能改變巴士公司裝設資訊系統的決定？

以中國為例，中國原本有很多承襲百年甚至千年很有特色的文化、傳統以及習俗，如果說這些就是中國所屬的空間的話，那這個空間（特別改革開放以後）為什麼又不斷地被另一些空間（日本文化、美國文化、迪士尼文化、全球化）所影響以致漸漸被覆蓋、扭曲及被移植而變得面目全非。是因為中國這個空間內的人民是「弱者」、普遍知識水平不高而不懂選擇？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通過度至先進國家的必經道路？

為何中國人不能說「不」？為何香港人不能說「不」？為何動物人不能說「不」？為何弱者不能說「不」？

因為誰夠强勢、誰有財力，誰便能主宰決定侵佔其他空間，主宰生殺別人的大權？如果是這樣，有人說：「有神必有鬼；有正必有邪。」，那為何我們不能有一些正義的制衡的力量就像一個宇宙法官去裁決世界誰對誰錯然後向聴審著說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如果没有，那天理何在呢？

現實世界真的不如故事世界的這般失衡嗎？我想，現在也應該是我們人類認真、徹底地反思各自生存空間及權利與義務的時間吧‧